龚鼎孳

少年聪颖

　　在安徽合肥，关于龚家的故事很多，不仅坊间口口相传，而且还收集在有关故事集里。

　　在龚大塘采访时，听到老辈人讲的两个龚大司马对“对子”的故事很有味道，一个是夸他从小就是神童，一个是损他徒有虚名。

　　据传龚大司马小时候非常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。有一年，其父送他去赶考，当时考生很多，要按顺序排队入场。由于他年幼人小，父亲只好将他架在颈脖上。轮到他时，主考大人见是一个小孩骑在大人脖子上，问明情况，随口出了一联：“小学生将父作马。”他不假思索地答道：“老大人望子成龙。”因为考生很多，他好奇地东张西望，主考大人又从《孟子》“古之为市者”句中出了“以左右望”一句为上联叫他对，他以《中庸》中第二十二章末尾一句“与天地参”来对答，非常贴切。这则故事至今仍为人乐道。

　　另一则故事说龚大司马有一年衣锦还乡，前呼后拥好不威风。快要进入合肥城门口时，马路中间有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在用石头叠桥玩耍，旁若无人。差役上前一脚踢翻几块石头，喝叫小孩快快让路。这个小孩站起来质问差役：“为什么要踢我的石头？”差役大声喝道：“龚大司马到此，你小孩胆敢拦路，真是该打！看你是小孩，就免一顿打，快快滚开！”小孩不服气地说：“要我让路不难，你去请龚大人下轿来见我，我出个对联，他若能对出，我就给他让路，不然请他另走别处。”龚大司马要小孩当面出上联，小孩不假思索随口念出：“踢去垒桥三块石。”龚大司马搜肠刮肚，思索半天，一时竟对答不出，只好吩咐差役改道回府。

　　龚大司马回到府里后闷闷不乐，茶饭不思，他姐姐来看他，问他有什么不乐意的事情，为何心中不快？他把路遇小孩拦道出对联的事说了。他姐姐问明小孩出的上联后，就对他说下联可对：“剪开出路二重山。”

　　龚大司马一听姐姐对的下联真妙，喜不自胜。第二天又坐着轿子到了那里。小孩正在等他，问他是否对着下联了。龚大司马说昨天自己心里烦乱，一时没有想出，这上联有什么难对的，说着就念出下联。小孩一听哈哈一笑，说这不是你对的，而是一个女子对的。龚大司马问何以见得，小孩说只有女人常用剪子，“剪”字应当换个“劈”字，“劈开出路二重山”才贴切。两座山连在一起，用剪子能剪开吗？我只知道劈山开路，没有听说过用剪子剪开山的。龚大司马听了小孩的话，羞得满面通红，再也无话可说了。

龚湾巷

　　在安徽省合肥市，龚大塘的出口处就是永红路，过去叫“龚湾巷”。龚家在合肥是大户人家，关于他们的故事自然也很多，最著名的就是“龚万巷”的故事。合肥市文化馆编著的《合肥民间文学》讲述了“龚万巷”的由来。

　　当年这里曾居住着两户相邻的人家。一家姓龚，家主为朝廷重臣，人称“龚大司马”；另一家姓万，家主为地方权贵，人称“万大老爷”。这两户人家虽相邻多年，但并不来往。好歹是左邻右舍，各走各的门，各用各的灶，井水不犯河水，倒也相安无事。

　　孰料这年，龚、万两家同时大兴土木，翻建房屋，均欲将各自山墙向外延伸，以扩大房基，结果引发了争吵。你不允我不依，一时间吵得天昏地暗，直吵到县衙老爷那里。龚、万两家都是有权有势的人家，县衙老爷乃七品芝麻小官，岂敢轻易判决，以致官司迟迟没有结果。

　　龚家气愤难忍，派管家人持书星夜赶往京城，禀报龚大司马，希求龚大司马出面干预，以振族威，出掉这口怨气。远在京城的龚大司马接到家书后，起初确也很气恼，好在其妇人乃一知书明理之人，闻情后淡淡一笑而劝道：“相邻相争，只为一墙，何值如此。汝乃朝廷要臣，官居高位，对此区区小事，当大度才是，让人几尺何妨？”

　　龚大人闻妻言之有理，顿时息怒，随即付书一封，交管家人带回。龚家人接到龚大人来书，拆开一看，见书仅诗一首。词曰：“千里来信只为墙，让他三尺又何妨？万里长城今还在，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龚家人见言，皆息怒默语，悄悄将与万家相邻的山墙拆除退后三尺。

　　龚家一反当初的举动，使万家很受震动，愧疚之余，也仿效龚家做法，主动将与龚家相邻的山墙退建三尺。这样一来，使得龚、万两家宅居间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。人们便把这条巷道称为“龚万巷”，叫来叫去叫白了，就成了后来的“龚湾巷”了，即如今的“永红路”。

　　龚鼎孳有清才，在明即与文人学士广泛交往，著名者便有吴伟业、钱谦益、冒襄、方以智、阎尔梅、万寿祺、曹溶、余怀、纪映钟、杜浚、龚贤、陶汝鼐、周亮工、李雯、曾灿、顾与治、邓汉仪等一大批，另有王紫稼、柳敬亭等艺人。又因能保护文人学士，吴伟业称赞龚鼎孳为官“唯尽心於所事，庶援手乎斯民”。清代著名词人陈维崧年轻时落魄潦倒，就得到龚鼎孳的慷慨相助，这使陈维崧一辈子都对其念念不忘。

　　龚鼎孳洽闻博学，诗文并工，在文人中声望很高，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、吴伟业并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。工书，善山水。诗画皆得父孚肃之传，画山水，笔墨苍郁沉厚；尝书送魏环极诗卷，间作山水苍郁沈厚。有一方闲印署：“临川二十七”世孙。诗与吴伟业齐名。诗风多受杜甫影响，作诗情感深厚，于婉丽中亦多寓兴亡之感，吴梅村说“其侧怛真挚，见之篇什者，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”。但其作品反映现实深度不够，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。早年词作以“艳宗”为风尚，继而“绮忏”，晚年成于“豪放”，以意象绵密、着意锻炼、好用拟人、善于和韵为主要风貌，在清词史上独具特色，是清初词坛的主持者之一。

　　著有《定山堂集》47卷，其中《诗集》43卷，《诗余》4卷。初刻于康熙四十二年（1673）。雍正时禁毁钱谦益文字，因书前有钱序，加之龚氏诗文内有碍语，全部板片入缴藩库，世传很少。光绪九年（1883），龚氏十四世孙龚考绪重为辑集付梓。

　　龚鼎孳是明末清初文学家，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（1616年1月5日）出生。安徽合肥人。崇祯七年（1634年）中进士，出任湖北蕲春县令，崇祯十二年任兵部给事中。赴京途中，结识南京名妓顾横波，携其进京，后纳为妾。初居宣北坊海波寺街“古藤书屋”，后迁至宣武门外大街，寓号“香严斋”。

　　龚鼎孳祖父和父亲都颇有文名。而他少年早慧，十二三岁时即能做八股文，亦擅长诗赋古文。明崇祯七年进士，任湖北蕲水县令。后因镇压张献忠起义有功，升兵科给事中。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，龚鼎孳投井自杀，被人救起后辅李自成，任直指使，巡视北城。受吏科给事中，迁太常寺少卿。清顺治元年（1644年），睿亲王多尔衮进京，龚鼎孳迎降，授吏科给事中，迁太常寺少卿，刑部右侍郎、左都史使等。顺治三年，曾受弹劾，但因皇帝赏识仍任原职。顺治十一年，因法司章奏过激，涉及满汉关系，被降职调用，下至南苑蕃育署管菜园。后又被贬去广州。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官复侍郎。后历任左都御史、刑部尚书、兵部尚书、礼部尚书、会试下正考官等职。康熙十二年九月十二日（1673年10月12日）病卒。

　　龚鼎孳因失节丧操，不仅为明人所不齿，也为清人所蔑视。在明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时，曾制定过查办“从贼者”的制度，龚鼎孳就被列入了治罪名单，而清朝人也讥笑他“惟明朝罪人，流贼御史”，而多尔衮更是认为龚鼎孳“此等人只宜缩颈静坐，何得侈口论人”，“人果自立忠贞然后可以责人”。讽刺他“自比魏征，而以李贼比唐太宗，可谓无耻”。因此，龚鼎孳在仕途上便颇为艰难，往往是屡起屡仆，上下浮沉。康熙三年，才因其才名为世所重，方迁刑部尚书。龚鼎孳为人狂放不羁，反复无常。经常有不合时俗的举止，而受到当时人的讥笑。清人孙昌龄曾贬斥他说：“惟饮酒醉歌，俳优角逐，前在江南，用千金置妓名顾眉生，恋恋难割，多为奇宝异珍，以悦其心。淫纵之状，哄笑长安。”

　　妻子顾眉号横波，原为南京秦淮名妓，不仅貌美，而且工诗词，画兰花，诗风清丽幽婉，画亦著名，有《柳花阁集》。当时以才艺双绝，与文人名士交游甚广而名动一时。后来龚鼎孳娶之为妾，深得宠爱，时称横波夫人。

　　《心史丛刊·横波夫人考》中有一则轶事说，龚鼎孳之所以投降李自成，接受直指使的职位，就是因为他“生平以横波为性命，其不死委之小妾”。可见龚鼎孳对顾的宠爱。他曾为顾眉生作诗多首，称她为“善持君”，被当时的文人戏称为“善持夫人”。

　　龚鼎孳沉溺声色，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在当时也很为人所非议，被孙昌龄责之为：“已置其父母妻子于度外，及闻讣而歌饮留连，依然如故，亏行灭伦。”在清初，统治者为巩固统治，进一步加强封建专制，而竭力强调儒家伦理纲常的背景下，他的行为自然得不到统治者的赏识，而因“素行不孚众望”多次遭到清廷的降级贬职。

　　龚的元配夫人童氏却操行贤节远胜过了龚鼎孳。她曾两次被明朝封为孺人，在明朝灭亡后，龚鼎孳降清，她不仅独自在合肥居住，不随龚进京，而且拒绝接赏清王朝的封赏，同龚的行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
　　但另一方面，他又因能保护文人学士，为民请命而享盛名，而且惜才爱士，对困厄贫寒名士常倾力相助。有“穷交则倾囊橐以恤之，知己则出气力以授之”的名声。又由于他富有才气，洽闻博学，诗文并工，因此，在文人中声望很高，时人把他与江南的钱谦益、吴伟业并称为“江左三大家”。

　　龚鼎孳文思敏捷，才华横溢，往往数千言的文章，能够一挥而就。且词藻缤纷，都不点窜。他的文风多受杜甫的影响，为文作诗，情感深厚，常常有悲凉感慨的作品，所以吴梅村说“其侧怛真挚，见之篇什者，百世下读之应为感动”。但他的作品反映现实的深广度不够，多为吟风弄月的宴饮应酬之作，文学成就不如吴伟业、钱谦益二人。

　　《定山堂集》包括《诗集》四十三卷，《诗余》四卷。《诗集》卷一、卷二为五言古诗，卷三、卷四为七言古诗。卷五至卷十五为五言律诗，卷十六至卷三十二为七言律诗。卷三十三为五言排律，卷三十四、卷三十五为七言排律。卷三十六至卷四十三为七言绝句，各卷均按年代为序编排。《诗集》前有吴兴祚、周亮工、吴伟业、尤侗、钱谦益等人的序。《诗余》四卷，编年排次，前有丁澎作序。诗集中的作品大多反映了他身历几朝更替的生活经历和内心体验，吴伟业序称其诗：“有感时佗傺之响而不孜于和平，有铺扬鸿藻之辞而无心于靡艳。”龚鼎孳写诗多是凭借才气，遣词缛丽，用典富赡，可是往往剪裁不够，再加上他的诗多为宴饮酬酢之作，往往显得“词采有余，骨力不足”。

　　不过，在他身经变乱有了切实生活感受后，也写了出了一些内容深厚，笔力矫健的佳作。如七古《多陵篇用李空同汉京韵篇》、《寿白母长歌一百二十句》、《挽船行》。律诗《过城东戚贵诸里第》、《秦淮社集白孟新有计纪事和韵》、《丘曙戒侍讲谪琼州》。绝句《上巳将过金陵》、《灯屏词次牧斋先生韵》等，无论感慨兴亡，叙述友情，还是反映民生疾苦，均写得情意深挚，气韵不凡。龚鼎孳虽然先后投降李自成和清王朝，而因此被世人视之为丧失名节的人，但在他内心深处，却始终潜伏着对故国的追思和对往事无限怀念的情感。在这种感情的作用下，他同许多明朝遗士故人还是有着密切的联系。《碑传集补》记载：“时鼎革方新、新朝耆旧多混迹于酒人画师，以寄其宅傺幽忧之感”而龚鼎孳则“开东阁以招之，分余明以照之”照顾蔽护这些人。

　　在他被迁为刑部尚书后，曾为傅山、阎尔梅、陶汝鼎等明朝遗士开脱罪责，使他们免遭迫害。在清朝为筹集连年穷兵黩武所需的浩大军费兵饷而横征暴敛，赋税沉重的情况下，多次上书，为江南请命。还曾因为“司法章奏，事涉满汉，意为轻重”，而降八级调用。从这些事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龚鼎孳内心充满了矛盾，一方面为了保全自己的荣华富贵而变节屈膝，另一方面对故国旧朝又不以彻底忘怀。一方面为仕途发达苦心经营，另一方面又因直言陈谏而屡遭贬斥。这种心境也自然地反映到他的诗文中，因此《定山堂集》处处萦绕着一种伤感的情调。

　　在《诗集》中，花愁泪痕、寒雪孤鸿、疏灯萧瑟等凄婉的词词充斥诗文间，借酒消愁更是他聊以自慰的方式，于是“酒阑歌罢”、“泣然罢酒”、“灯残酒尽掷杯裂”之类繁华去尽，无可奈何的情怀一诉再诉。

　　他在《潭影堂诗序》中无限追忆地记叙了“余方垂髫”时，在“江淮南北晏然无事”之际，与少年伙伴集会于深柳园亭，“酒酣顾视，意气飒然，横绝四海”的意气风发，今昔相照，不由得感慨万千“曾几何时，干戈满眼。向为读书游息之地，概已荡为昆明劫灰，而尘海飘零，岁月如流，吾亦冉冉其将老矣”。于是有象《五十谢客启》这样的作品“谢绝酬应，屏迹空山，借禅诵以消解悲哀，却荤酒而无滋罪业”，表达了渴望超越现实，寻找解脱的心情。

　　在《定山堂集》里，除了哀叹自己的身世心境外。也有许多反映清初社会生活的作品。如《挽船行》“兵船积甲如山陵，千夫万卒喧催徵。悉索村巷闭空舍，枵腹负舟那即能”。《岁暮行》“荒叶落寡妇泣，山田瘦尽无耕农。男女逃窜迫兵火，十年不见旌旗空”。反映了由于清政府连年征战，抓丁催饷，横征暴敛给人民带来的沉重灾难。因此诗人热切地期待“何时戍罢科赋轻，饥鹄归飞有完宅”的局面早日来临。表达了希望清政府休兵薄敛的强烈要求。

　　诗集中还有一些寄寓亡国之恨的作品，如《秋日感怀六首》“碧瓦朱楹半劫灰，曲池衰柳乱蝉哀。飞虹桥外清宵日，曾照含元凤辇回”。写出了明朝之后，宫室衰败残破的凄凉景象。“千年云物惊弹指，又过销魂万岁山”对崇祯皇帝自缢煤山，寄予了深沉的悲哀和无限伤感。

　　该书曾刊刻于康熙四十二年（1673年）。雍正时禁毁钱谦益的文字，因为书前有他所作的序，加之龚鼎孳诗文极力烘染感伤时世，盛衰变幻的悲凉氛围，既有眷念故国之情，又有不满清廷之意，因此被连同全书板片入缴藩库。世传很少。到了光绪九年（1883年），龚鼎孳十四世孙龚考绪，收集编辑故乡所存残书抄录成卷，付梓，仍然为《诗集》四十三卷，《诗余》四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