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葆桢

沈葆桢

[ 清代 ]

(1820—1879)福建侯官人,字幼丹,一字翰宇。林则徐婿。道光二十七年进士。迁御史。咸丰间,任江西广信知府,曾坚守城池御太平军。后擢江西巡抚。同治间,任福建船政大臣,接办福州船政局。同治末,日本侵略台湾时,任钦差大臣,办理海防。曾主持开采基隆煤矿。光绪初,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,筹建近代海军扩充南洋水师。卒谥文肃。有《沈文肃公政书》。 沈葆桢的诗文(1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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轶事典故

  一字诲人

  林则徐有一女,才貌双全,嫁给了当时颇有才气的沈葆桢。沈葆桢年轻气盛,到处夸口,目空一切。林则徐听到别人的议论,就想找个机会和沈葆桢谈谈。

  有一次,沈葆桢月夜饮酒,诗兴来了,就写了两句咏月的诗:一钩已足明天下,何必清辉满十分。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,弯弯的一钩残月已照亮了大地,何必要那银盘一样的满月呢?沈葆桢让林则徐看诗。林则徐看后,思考片刻,拿过笔随手把“何必”的“必”字改为“况”字,使诗句成了:一钩已足明天下,何况清辉满十分。沈葆桢看后,十分羞愧,因为虽然是一字之差,但意思却大相径庭,由自满的口吻变成了壮志凌云的生动写照。从此以后,沈葆桢变得谦虚好学了。这个典故其实是林则徐教导沈葆桢如何对待明清两朝的态度。

  上奏筹饷

  光绪二年(1876年),左宗棠在收复伊犁的过程中,碰到了一个大麻烦:没钱发军饷买军粮。因为在西陲边界作战,只好就近向俄国购买粮食,然而,俄商要现钱才肯供粮。左宗棠想到向外国银行募借军饷1000万两白银。他找沈葆桢商量这个方案是否可行。沈葆桢不赞成他向外国银行借钱,并且还不顾老左的情面向皇帝上了道奏折。

  奏折大概意思是:“开矿、造路、挖河,以轻利搏重利,故英美等国,有国债而不失为富贵”,这是投资赢利性的借债;如是国家用度不足向外国借债,以后每年的国库收入全花在了支付债务利息上,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再则,向本国商人借债,是“国虽病而富藏于民,有急尚可同患”;而借外债,所支付的利息是“一去不返”的。

  他笔锋一转,他提出了解决西征大军粮饷的三条建议:一是建议左宗棠在关外“坚壁清野,开水利,广屯田,考畜牧”;二是请求朝廷从皇家内库里拨些银子出来周济西征军饷;三是请朝廷下令各地支持西征,有力出力,有钱出钱,“将有着之款,移稍缓者于最急之区”。

  这道奏折分明是逼皇室出钱做军饷,引得朝臣一片议论。幸而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大臣的支持。朝廷为了收复关外,也就咬咬牙关,“于部库拨借四成洋税200万”,再令各省从额定解往西征军的协饷中提前拨解300万。另外,向外国洋行“准借500万”。少借外债500万两白银,也就节约利息300万两白银。有了充足的军饷,左宗棠也顺利地完成了捍卫边疆平定西北的历史使命。 

  身份复杂

  沈葆桢的身份可以用三个兼任概括:林则徐的外甥, 船政大臣兼通商大臣,两江总督兼管台湾。正是这三个身份,造就了沈葆桢的不凡人生。

  作为林则徐的外甥,沈葆桢的家族和林家早有渊源,也导致了沈葆桢从小就受到经世致用思想的熏陶。沈葆桢的母亲林蕙芳是林则徐的六妹,沈林两家的关系由此交织开来。福州城并不大,沈家在宫巷,林则徐母亲的娘家在文儒坊,林则徐家先是在左司营,后迁居文藻山,离三坊七巷都不远,彼此其实算是邻居,可谓远亲不如近邻,走访起来相当方便。

  沈葆桢长相一般,个子偏矮,而且小时候还非常多病,“屡濒于危”。而林则徐能够将小女林普晴嫁给他,应该是早就看好沈葆桢的前程的。

  沈葆桢11岁那年,父亲沈廷枫好不容易中了举人,紧接着赴京应礼部试时,曾把沈葆桢带上, 不是带到京城,而是带到南京,此时林则徐正在那里担任江宁布政使。沈廷枫把儿子留在南京,然后独自北上应试, 未中,返家时又拐到林则徐那里将沈葆桢带回。就是这段时间,林则徐可能看上了沈葆桢, 第二年即定下了亲上加亲的娃娃亲。

  沈葆桢多才好学,室名“夜识斋” ,尤工于书法,笔意苍劲, 法度谨严,间作山水。其诗词也经常得林则徐指点。最为有名的一次,是沈葆桢书咏月诗一首, 请林公过目,其中两句曰“一钩已足明天下,何必清辉满十分”, 颇显自傲。林则徐看后改成“一钩已足明天下, 何况清辉满十分”。林公的谦虚进取之心跃然纸上, 令沈葆桢佩服不已。

  沈葆桢与妻感情甚笃,从其贫穷之时夫妻相互扶持的家事中可以看出。两口曾相伴赴京赶考。后来,沈葆桢中进士,入翰林院,直至外放九江知府,还是过着贫穷的生活。抵省城赴任时的沈葆桢, 身无分文,向人“ 挪川费百金”,是借的盘缠。至省城后, 他租了二进三间排的房子,“每月租足纹十一两五钱”, 他为此发出了“屋价之贵, 可谓极矣”的感叹! 但接着他又借200 两银子寄给妻子。在房价飞涨上天的今日,时人对此不知如何感想。

  沈葆桢安顿就绪, 书写长信一封,其后附长诗一首, 表达对爱情的忠贞。诗中写道:“忽闻犬吠便心惊, 望眼如穿万里程。一穗残灯人不寐,夜深独自听车声。生生世世许同心, 一刻体谅十万金。身似鸳鸯分不得,寒宵况是病中荼。……别来新梦太分明, 说与君知君莫惊。君处春来又春去,人间天上几书生。”

  对爱情忠贞不二的沈葆桢,以事业的拼搏,回报生活。此后, 沈葆桢因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屡获军功,而被曾国藩推荐, 并于同治元年(1862年)擢升江西巡抚,操办军务。同治三年(1864年)太平天国失败, 清廷赏授沈葆桢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和头品顶戴。经左宗棠推荐,同治六年(1867年)沈葆桢任船政大臣,光绪元年(1875年)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,达到事业的顶峰。

  南昌教案

  沈葆桢在江西任内,曾经处理著名的南昌教案。1861年末,法国拉撒路会的罗安当被指派为江西主教,根据不平等条约,他准备收回在南昌曾经被没收的天主教的财产。同时,他还想扩大教堂的规模,并兴建一所育婴堂。当他的中国助手方安之到南昌、买下筷子巷的一所房屋作为育婴堂的时候,南昌以及湖南的士绅们就一哄而上,发布了当时广为流传的《扑灭异端邪教公启》。称:“乃有奸民罗安当、方安之,倡行邪教,煽惑愚民,甚至采生折割,奸淫妇女,锢蔽儿童。”号召人民:“ 锄头扁担,尽作利兵; 白叟黄童,悉成劲旅。”对于中国教徒,一经发现,号召“不必禀官,公开处死,以为不敬祖宗,甘心从逆者戒……”此次教案, 规模宏大。在南昌,聚集了数千参加科举的学生,发誓要捍卫中国传统儒家道统。

  急于寻求法国支持助剿太平天国的朝廷,遂命令沈葆桢处理此事。沈葆桢说“当时不暇致详”,而今“诱之以利,怵之以威,百计推求,仍无端绪”,表示无法处理此案。直到次年一月底,总理衙门经过和法国的谈判,决定派人护送罗安当回南昌,再次命令沈葆桢亲自接见罗,并给法国人赔偿7万两。罗安当还没有回到南昌,南昌的民众再次聚集群起攻之,致使罗安当返回九江谈判。经过协商,罗安当放弃了在南昌的教堂和育婴堂,并且把赔偿从7万两减至1.7万两。

  沈葆桢在日后说:“以中国之心思通外国之技巧,可也;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,不可也。”可见其支持反对传教之理由是为了中国道统的完整。他还以坚强的口吻表达了决心:“虽然,办理不善之咎,我辈自任之,幸勿作缉捕论也。”自此后,中国的教案不断发生,终于发展成为19世纪末的义和团运动。

人物生平

  早年生活

  沈家祖居河南,南宋时迁居到浙江,雍正年间沈氏家族中的一支继续南迁至福建侯官。

  嘉庆二十五年(1820年),沈葆桢出生于贫苦的读书人家庭,父亲沈廷枫以教书为业,亦是贫苦的私塾先生。靠每个月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。母亲林惠芳娴熟勤快,不但终日替别人做女红补贴家用,而且还负责了沈葆桢童年时代的教育。她的教子方法独特、直接而有效,首先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点,然后再教习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等启蒙读本,教授的过程并非按书诵读而是常常讲解原因。

  沈葆桢是舅舅林则徐阁楼上书房的常客,在这里,他览阅了许多古今中外的名作,在与舅舅的交谈中也开始对“洋务”二字产生了最处的了解。他也经常把自己从书中得到的想法告诉舅舅,在一次谈话中,他表达了对兴办洋务的看法。

  考取功名

  道光十六年(1836年),16岁的沈葆桢考取秀才。道光二十年(1840年),沈葆桢和老师林昌彝同榜考中举人,这年沈葆桢刚好20岁。此时,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,不久,担任两广总督的舅舅林则徐被朝廷革职查办。这年在双方父母的主持下沈葆桢和小他一岁的表妹林普晴完婚。(林普晴,林则徐的次女,十岁时和沈葆桢订婚。)

  道光二十一年(1841年),沈葆桢赴京赶考,落第。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,沈葆桢与父亲沈廷枫一同上京赴秋闱,父子二人都没能考中,父亲发誓永不再考科举,回乡继续教书。沈葆桢年富力强,决心背水一战,再苦读三年,再试。道光二十七年(1847年),沈葆桢中进士,选庶吉士,授编修,升监察御史。

  咸丰四年(1854年),补江南道监察御史,一年后调贵州道监察御史。咸丰五年(1855年),沈葆桢出任江西九江知府。

  扬名官场

  咸丰六年(1856年),朝廷擢升沈葆桢为杭州知府,然而沈葆桢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,杭州亲戚过多为由推辞而改任地处偏远的江西广信(今江西上饶)知府。这时侯,太平军已两次攻打江西,占领了八府50多县,朝廷只剩南昌、饶州、广信、赣州、南安五郡,整个江西的局势岌岌可危。八月,江西太平军将领杨辅清率万余人向清军发起了进攻,连克泸溪、贵溪、弋阳,进逼广信城。当时,沈葆桢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伦外出征办军粮、军饷。广信城里的400守军,闻弋阳失守,纷纷遁逃。城里只剩下知县、参将、千总和知府夫人林普晴,他们组织百姓紧逼城门,誓死坚守。在危急关头,林普晴显示了将门名臣之女的风范和气节,一边鼓舞百姓,一边派人向林则徐以前的部下,驻扎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饶廷选求援。第二天沈葆桢赶回了广信,不久援兵也至。在同饶廷选商议之后,采取了攻其不备,袭扰辎重的战术,七战七捷,打退了杨辅清的进攻。经此一役,沈葆桢扬名官场。

  咸丰七年(1857年),升任江西广饶九南道,三月,石达开攻打广信,沈葆桢、饶廷选率守军顽强抵抗,激战数日,石达开败走浙江。咸丰九年(1859年),沈葆桢以父母多病,请求离职回家探望。已经整整十五年没有回家了,家乡的日子带给他的不仅是快乐和回忆,更是难得的清闲和松弛。 咸丰十年(1860年),重又被起用,授吉赣南道道台,沈以父母年老而婉辞。于是被留在原籍办团练,曾国藩很是赏识。咸丰十一年(1861年),曾国藩请他赴安庆大营,委以重用。不久,推荐他出任江西巡抚,倚用湘军将领王德标、席宝田等镇压太平军,

  同治三年(1864年),捕杀太平天国幼天王洪天贵福、洪仁玕等。同治四年(1865年),沈母去世,沈葆桢离官回乡丁忧。

  为政东南

  同治五年(1866年)春,左宗棠升任闽浙总督,行辕设在福州。八月,朝廷批准了左宗棠关于设轮船制造局的奏折,决定在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设船政局,即以后的福州船政局。十月,左宗棠因陕西回民起义,调任陕甘总督,行前力荐丁忧在家的江西巡抚沈葆桢接手船政,并亲自到宫巷请沈葆桢出山。然而,左宗棠两次探望沈葆桢时都被沈以“重孝在身”推诿了。 

  同治六年(1867年),接替左宗棠任福建船政大臣,主办福州船政局。当时,正是举办洋务运动时期,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创办造船厂,尚未来得及开工,就被调往陕甘任陕甘总督。临行前左宗棠上疏说:非沈葆桢不能任其职。所以沈葆桢一上任即建船坞及机器厂,并附设艺童学堂。造成船舰20艘,分布各海口。同治七年(1868年)正月,又创办艺圃,学制5年,培养监工人才。

  同治十三年(1874年),日本以琉球船民漂流到台湾,被高山族人民误杀为借口,发动侵台战争。清廷派沈葆桢为钦差大臣,赴台办理海防,兼理各国事务大臣,筹划海防事宜,办理日本撤兵交涉。由此,沈葆桢开始了他在台湾的近代化倡导之路。

  抵御外侮

  19世纪六七十年代,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纷纷从四面八方向中国边疆侵逼,造成中国边疆的普遍危机。尤其对于台湾,先后就有美、日、法的先后入侵,造成台澎地区和东南沿海的严重危机,成为当时边疆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尤其以日本最为凶狠。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,表现出对外关系上的极大侵略性。它首先把目光投向邻近的中国,对台湾怀有觊觎之心。

  同治十年(1871年)十二月,有琉球贡船两艘遇风漂至台湾,其中54人被高士佛、牡丹两社居民杀害,另12人逃脱得救,被中国政府由福州转送回国。那时日本政府为了缓和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和由“征韩论”所引起的政治危机,正在酝酿对外发动战争,决计抓住这一事件作为出兵的借口。

  同治十三年(1874年)四月四日,日本正式设立侵台机构―台湾都督府,并组成征台军。五月十日,日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3600多人在台湾琅峤登陆,其攻击目标主要是牡丹、高士佛两社。十八日,日军开始与当地居民交锋,二十二日攻占石门,牡丹社酋长阿禄父子等阵亡。六月初,日军1300余人分三路进攻并占领牡丹社,十三日进占龟仔角社。七月中,日军已完成对各社的征讨、诱降,并以龟山为基地建立都督府,修筑医院、营房、道路,并向后山南北各处番社分发日本国旗,准备久踞。

  清政府起初对日本的一系列侵台活动毫无所知,直到四月十九日通过英使威妥玛才始知此事。五月十一日,清照会日方诘责,并于十四日下令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大臣,率领轮船兵弁驰往台湾,并授予他处理日本侵台事件的军事外交大权。

  六月中,沈葆桢到台后,一面向日本军事当局交涉撤军,一面积极着手布置全岛防务。他在府城与澎湖增建炮台,安放西洋巨炮;在安平厦门间装置海底电线;增调淮军精锐武毅铭字军13营6500人入台,部置于凤山;陆上防务北路由台湾镇总兵负责,南路由台湾兵备道负责,海上防务,以扬武、飞云、安澜、清远、镇威、伏波六舰常驻澎湖,福星一号驻台北,万年一号驻厦门,济安一号驻福州;同时大力开通部落地区的道路,并派员招抚各处“番社”。清政府也相继运来洋炮20尊,洋火药4万磅,火药3万磅,士气民心为之大振。这些措施渐次推展开来,形成相当的声势,使日军不能不有所顾忌。

  这时候,台南南部恶性疟疾流行,侵台日军因气候炎热,水土不服,疾疫流行,每日死者四五名至数十名,士气极其低落。在进退维谷、内外交困的形势下,日本不得不寻求外交解决的途径。日方全权代表大久保利通偕顾问李仙得于是年九月到达北京,在前后七次谈判中,日方仍坚执日本进兵的是“无主野蛮”之地,对此清政府予以严厉驳斥。大久保利通认识到,只有在清政府所坚持的“番地属中国版图”的前提下,才能和平解决日本侵台问题。当时清政府的内政外交也存在很多困难,于是在英、美、法三国出面调停下,清政府决计让步,同治十三年(1871年)十月三十日签订了《中日台湾事件专约》(《北京专约》)三条,除以“抚恤”及付给修道建屋费用为名偿银50万两外,约中有“兹以台湾生番曾将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”之语,日本出兵乃为“保民义举”,实际上等于承认琉球为日本的属国。日军于同治十三年(1874年)十二月一日撤出台湾。

  日本入侵台湾是对中国在台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一次挑战,对中国来说,这是一次严重的边疆危机。清政府认识到自己的海防空虚,必须急起补救。光绪元年(1875年)四月,清廷发布上谕,派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,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,中国近代海军的建设从此走上轨道。

  促使清政府检讨其治台政策的利弊得失另一个重要方面是,认识到危险主要来自于外部而并不是内部。过去清政府认为,“台湾之患率由内生,鲜由外至”。外国的侵略,使官员们开始重视台湾,把它称为“七省门户”、“南北洋关键”、“中国第一门户”。沈葆桢、丁日昌一再奏请对日本侵台应加严密设防,总理衙门也指出“经营台湾实关系海防大局”,这是对台湾地位的一种新认识。在这方面感受最深、变革最力的是沈葆桢。沈葆桢守住台湾后,立即着手进一步的开发,实施了开禁、开府、开路、开矿四大措施。

  晚年逝世

  光绪元年(1875年),沈葆桢撤军内渡,同年奉旨进京,升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,督办南洋海防,扩充南洋水师,并参与经营轮船招商局,派船政学堂学生赴英法留学。

  光绪五年(1879年)十一月病逝在江宁任上,享年60岁。派遣优秀学员出国留学是他晚年对近代中国的又一重大贡献。这些出国深造的人员不乏严复、詹天佑之辈,他们后来成了近代中国各个领域的专家,对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的作用。

世变关心意不平,绛帏终夜侍谈兵。九重宵旰忧群盗,三窟经纶羡钜卿。

庙算即今容败将,天心终古爱苍生。底须惆怅江南路,百万黄巾识姓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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