命富则富，命贫则贫；命众则众，命寡则寡；命治则治，命乱则乱；命寿则寿，命夭则夭

译文

墨子说过：“古时候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，都想使国家富裕，人民众多，法律政事有条理；然而求富不得反而贫困，求人口众多不得反而使人口减少，求治理不得反而得到混乱，则是从根本上失去了所想的，得到了所憎恶的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

墨子说过：“主张‘有命’的人，杂处于民间太多了。”主张“有命”的人说：“命里富裕则富裕，命里贫困则贫困，命里人口众多则人口众多；命里人口少则人口少，命里治理得好则治理得好；命里混乱则混乱；命里长寿则长寿，命里短命则短命，虽然使出很强的力气，有什么用呢？”用这话对上游说王公大人，对下阻碍百姓的生产。所以主张“有命”的人是不仁义的。所以对主张“有命”的人的话，不能不明加辨析。

然而如何去明加辨析这些话呢？墨子说道：“必须订立准则。”说话没有准则，好比在陶轮之上，放立测量时间的仪器，就不可能弄明白是非利害之分了。所以言论有三条标准，哪三条标准呢？墨子说：“有本原的，有推究的，有实践的。”如何考察本原？要向上本原于古时圣王事迹。如何推究呢？要向下考察百姓的日常事实。如何实践呢？把它用作刑法政令，从中看看国家百姓人民的利益。这就是言论有三条标准的说法。

然而天下的士人君子，有的认为有命。为什么不朝上看看圣王的事迹呢？古时候，夏桀乱国，商汤接过国家并治理它；商纣乱国，周武王接过国家并治理它。社会没有改变，人民没有变化，桀纣时则天下混乱，汤武时则天下得到治理，它能说是有命吗？

然而天下的士人君子，有人认为有命。为何不向上看看先代君王的书呢？先代君王的书籍中，用来治理国家、颁布给百姓的，是宪法。先代君王的宪法也曾说过“福不是请求来的，祸是不可避免的；恭敬没有好处，凶暴没有坏处”这样的话吗？所用来整治军队、指挥官兵的，是誓言。先代君王的誓言里也曾说过“福不是请求来的，祸是不可避免的；恭敬没有好处，凶暴没有坏处”这样的话吗？

所以墨子说：我还无暇来统计天下的好书，不可能统计完，大概说来，有这三种。虽然要从中寻找主张“有命”的人的话，必然得不到，不是可以放弃吗？

要听用主张“有命”的人的话，这是颠覆天下的道义。颠覆天下道义的人，就是那些确立“有命”的人，是百姓所伤心的。把百姓所伤心的事看作乐事，是毁灭天下的人。然而都想讲道义的人在上位，是为什么呢？答道：讲道义的人在上位，天下必定能得到治理。上帝、山川、鬼神就有了主事的人，万民都能得到他的好处。怎么知道的呢？墨子说：“古时侯汤封于亳地，断长接短，有百里之地。汤与百姓相互爱戴，相互谋利益，得利就分享。率领百姓向上尊奉天帝鬼神。所以，天帝鬼神使他富裕，诸侯亲附他，百姓亲近他，贤士归附他，没死之前就已成为天下的君王，治理诸侯。古时候文王封于岐周，断长接短，有百里之地，与他的百姓相互爱戴、相互谋利益，得利就分享。所以近处的人安心受他管理，远处的人向往他的德行。听说过文王的人，都赶快投奔他。疲惫无力、四肢不便的人，聚在一起盼望他，说：‘怎样才能使文王的领地伸到我们这里，我们也得到好处，岂不是也和文王的国民一样了吗？’所以天帝鬼神使他富裕，前文所说：‘讲道义的人在上位，我因此认识到这点。”

所以古时候的圣王颁布宪法和律令，设立赏罚制度以鼓励贤人。因此贤人在家对双亲孝顺慈爱，在外能尊敬乡里的长辈。举止有节度，出入有规矩，能区别地对待男女。因此使他们治理官府，则没有盗窃，守城则没有叛乱。君有难则可以殉职，君逃亡则会护送。这些人都是上司所赞赏，百姓所称誉的。主张“有命”的人说：“上司所赞赏，是命里本来就该赞赏，并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；上司所惩罚，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的，不是因为凶暴才惩罚的。”所以在家对双亲不孝顺慈爱，在外对乡里长辈不尊敬。举止没有节度，出入没有规矩，不能区别对待男女。所以治理官府则会盗窃，守城则会叛乱。君有难而不殉职，君逃亡则不会护送。这些人都是上司所惩罚，百姓所毁谤的。主张“有命”的人说：“上司所惩罚是命里本来就该惩罚，不是因为他凶暴才惩罚的；上司所赞赏，是命里本来该赞赏，不是因为贤良才赞赏的。”以这些话来做国君则不义，做臣下则不忠，做父亲则不慈爱，做儿子则不孝顺，做兄长则不良，做弟弟则不悌。而顽固主张这种观点，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，是凶暴人的启发。

然而怎么知道“命”是凶暴人的启发呢？对饮食很贪婪，而懒于劳动，因此衣食财物不足，而饥寒冻饿的忧虑就来了。不知道要说：“我疲惫无力，劳动不快疾。”一定要说：“我命里本来就要贫穷。”古时前代的暴君，不能忍住耳目的贪婪，心里的邪僻，不听从他的双亲，以至于国家灭亡，社稷绝灭。不知道要说：“我疲惫无力，管理不善。”一定要说：“我命里本来要亡国。”《仲虺之告》中说：“我听说夏朝的人伪托天命，对下面的人传播天命说：上帝讨伐罪恶，因而消灭了他的军队。”这是说汤反对桀主张“有命”。《泰誓》中说：“纣的夷灭之法非常酷虐，不肯侍奉上帝鬼神，毁坏他的先人的神位、地祇而不祭祀。并说：‘我有天命！’不努力防备，天帝也就抛弃了他而不予保佑。”这是说武王所以反对纣主张“有命”的原因。

要听用主张“有命”的人的话，则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，下面的人不劳作。在上位的人不听狱治国则法律政事就要混乱，下面的人不劳作则财物日用不足。对上没有粢、酒来供奉上帝鬼神，对下没有东西可以安抚天下贤人士子；对外没有东西可以接待诸侯的宾客；对内则不能给饥者以食，给寒者以衣，抚养老弱。所以“命”，上对天帝不利，中对鬼神不利，下对人不利。而顽固坚持它，则简直是坏话的根源，凶暴人的启发。

所以墨子说：“现在天下的士人君子，内心想使天下富裕而怕它贫困，想使天下得到治理而怕它混乱，主张‘有命’的人的话，不能不反对。这是天下的大害啊！”

中国古代哲学中把天当作神，天能致命于人，决定人类命数。“天命”说早在殷周时期已流行。从古器物发掘中所见到的甲骨卜辞，彝器铭文，“受命于天”刻辞的不只一次出现，说明早在殷周时期，天命观就已经在人们的头脑里扎根了。 这用《易经》的话来说，叫做“乾道变化，各正性命一。对于这里的命，后人注释道：“命者，人所禀受，若贵贱天寿之属也。 在古人的思想观念中，人们的富贵贫贱、吉凶祸福，以及死生寿夭、穷通得失，乃至科场中举、货殖营利，无一不取决于冥冥之中非人类自身所能把握的一种力量，即命运是也。 命运的观点，在古代源远流长。由夏经商历周，至春秋时，孔子弟子子夏说：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(《论语·颜渊》)。可见孔门弟子是信奉命运的。孔子进一步指出：“富而可求也，虽执鞭之士．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”(《论语·述而》)。宋国的桓魑有一次想谋害他，孔子声称：“天生德于予，桓魑其如予何”(同上)! 总之，在孔子看来，一个人的生死存亡、富贵贫贱完全与高悬于天的命运有关，绝非尘世碌碌众生的力量所能改变。故孔子又说：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也”(《论语·尧日》)。 儒家祖师爷孔子是位极度信命的老夫子。按理说，孔子是个知识渊博的大儒，对于人类社会有着深刻的认识，怎么就会信起命来呢?原来，他早年风尘仆仆，奔走列国，到处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，很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。可是到了后来，当他碰了一鼻子灰以后，才深深地省悟到，命运之神竟是如此这般的厉害，然而这时他已是个五十左右的人了。“五十而知天命”，就是他从不知命到知命这一思想转化过程的最好说明。与此同时，他不仅“知命”，他和他弟子还不遗余力大肆宣扬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，“不知命，无以为君子”，“君子属易以俟命，小人行险以侥幸”的思想。这里他的说教是，一个人的生死贫富，都是命里早就注定了的，作为一个君子来说，非得知命不可，否则就够不上做“君子修的资格。正因为君子是“知命”的，所以他能安分守己，服从老天爷的安排，但是小人却不这样，他们不肯听从天命，往往冒险强求，希望有幸，意得个好结果。 当然，看问题也不能攻其一点，不及其余。《孔子袋语》记录孔子的话说：“古圣人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众矣，岂独丘(我孔丘)哉!贤不肖者才也，为不为者人也，遇不遇者时也，死生者命也。”这里，他认为贤和不肖是根据才华来划分的，干和不干是人们自己可以把握的，至于机遇好和不好，是时间的问题（既在对的时间遇到错的人；或在错的时间遇到错的人；或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；或在错的时间遇到对的人），而是死还是活，那就只得看老天的旨意了。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孔子的这种天命思想，又在后来大儒孟子身上得到了新的反映。《孟子·万章》上篇说：“莫之为而为者，天也，莫之致而至者，命也。”意思就是，没有人叫他干，而他竞干了，这就是天意，没有人叫他来，而他竞来了，就是命运。同时他还举例说明，尧、舜的儿子都不肖，是因为舜、禹为相的时间太长．所以尧、舜的儿子不有天下；禹的儿子启贤能，而禹为相的时间义短，所以启能得到天下。以上这些，都不是人力所为而自为，不是人力所致而自至。从理来说，这属于天意，对人来说，这属于命运。天和命。实在是一致的。在《孟子·尽心上》中，孟子还说：“夭寿不贰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”又说：“莫非命也，顺受其正。是故年n会善不吉亚粤健'下尺甘；首而而芒．币会十h．坯地环老．非币等待天命，这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。后者是说，天底下人的吉凶祸福。无一不是命运，只要顺理而行，接着的就是正命。所以懂得命运的人不站立在有倾倒危险的墙壁下面。因此，尽力行道而死的人所受的是天的正命，犯罪而死的人所受的不是天的正命。这里，孟子虽然认为天命的力量无可抗拒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还是应该按照我的仁义而行，不能无缘无故地白白送死。无疑，这对孔子的天命观来说，有着补充的一面。此外，先秦诸子信命的还很多，而以儒家的势力为最大。 天命观经过先秦学者的一阵鼓吹，其时从上到下。从统治者到平民百姓，信命的风气一时很盛。早在殷商时期，当时的统治者们，就已习惯于在每做一件事之前，总要先占卜一下天意如何，是凶是吉?后来，又由于人与天地相应观念的影响，更使得人们普遍认为，整个天下的命运和每个个人的命运，都和天时星象有关。《周礼·春官》记载：“冯相氏掌十有二岁，十有二月，十有二辰，十日，二十有八星之位，辨其叙事，以会天位。”“保章氏掌天星，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，以观天下之迁，辨其吉凶。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，封域皆有分星，以观妖祥。”这是说冯相氏和保章氏，是专管岁时星象，并从而窥探命运从而推测人间吉凶祸祸福的一种职官。 命数，这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概念。郭志诚等对数有一段很好的论述：“人为自然界天与地作用的产物，人在天地间生存、运动；宇宙万物都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，人、天、地及宇宙万物的运动无一不受着一种数的制约。古人认为，对这种数，人们可以通过卜筮等术数手段，得到神的指点和启示，感知和认识它。”数是宇宙本质现象在度上的规定，有一定的规律可循。它是有形的，也是无形的，它是点和线，也是波和场。它是数字的学问，也是哲学的学问。它是清晰的，也是模糊的。 唐代大儒刘禹锡在《天论》中认为数是事物内部的联系，凡物必有数，由数可以得理，顺乘其势。他说：“水与舟，二物也。夫物之合并，必有数存乎其问焉。数存，然后势形乎其间焉……今夫苍苍然者，一受其形于高大，而不能自还于卑小；一乘其气于动用，而不能自休于俄倾。又恶能逃乎数而越乎势邪?”又云：“吾非斯人之徒也。大凡人乎数者，由小而推大必合，由人而推天亦合。以理揆之，万物一贯也。”可见，数是考察事物的着眼点，通过数的分析，可以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。 在孔子的学说中，还保存有“天命”的观点。孔子‘五十而知天命’中，知道了乐天知命，才被称为君子。夫子到五十岁明白这个道理，一切通达了。